推幸运五张杨绍全看着白晃晃的菜刀
栏目:毛毯 发布时间:2019-01-08 09:20

  猪唇是杨绍全的绰号。杨绍全生于1965年,长我6岁。他嘴唇厚,笑起来两张唇往上翻,唇肉厚厚的,像猪唇

  杨绍全小时候还有一个绰号,叫牛X。等上学了,谁叫他牛X,他就摸石头砸谁。他父亲“羊头”是个种田的读书人,在猪唇十来岁的时候便早早走了

  “杨绍全,你生错了地方,不应该生在枫林。”我父亲说。猪唇做石匠那几年,他还没结婚,常来和我父亲喝高粱酒,一碟花生米、一碟剁椒和一碟卤水猪耳下酒,喝得有滋有味。喝不了两个回合,杨绍全翻起嘴唇,说:“老叔,你看问题,入木三分。”

  我父亲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善酒,也善言,讲来山起水(吴方言,指讲话有源头,不乱说),缘起转合,听的人不时地点头

  杨绍全喝不了两杯,就坐在长条凳上嚎啕大哭。至于哭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拍打自己大腿,唱嘤嘤啷啷的歌。唱得浑身瘫软,趴在八仙桌上,睡得鼾声四起,涎水四溢,满头大汗

  他惊诧又疑惑,说:“我唱歌了吗?我会唱歌?不可能,我只会写诗。”他翻起嘴唇,摸摸自己宽宽的额头,低低哼起不着调的锣鼓调,出了我家大门

  我不愿读书、贪玩时,我母亲常责问我:“猪唇是你榜样啊?读了高五,做个石匠还是半把茅柴刀。”

  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杨绍全高中读了两年,又补习了三年,最终哪怕是一个中专学校,也没考上

  杨绍全小学毕业后,在小镇的二类完中(初中和高中合办,读五年)就读,这里大部分老师是下放农村又放弃返城的知识分子,名牌大学出身

  杨绍全作文写得好,他高一的语文老师张爱羽特别喜欢他,对他说把文章写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杨绍全也“不负所望”,不久之后,在学校文化廊,便做了“高一(四)杨绍全同学作文展”。红纸边框,蓝纸边线,请镇里的书法家写的魏碑通栏大字,招人眼,还有几个女同学暗地里塞纸条给杨绍全。那时在学校,可以不知道校长,但不能不知道杨绍全

  学校有一个不大的阅览室,有四排书架,藏书不多,却有很多好书,也有很多刊物,如《诗刊》《人民文学》等。杨绍全买来白纸,一张大白纸裁十六张,装订起来,把刊物上的诗歌抄录下来

  学校在小巷里,小巷尽头,是一片田畴,田畴靠南的边界,是饶北河。下午放了学,杨绍全便穿过小巷,去河边背诵抄录的诗歌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星期天他来我家,在我厢房里,挺拔地站着,把衣领拉直,清清嗓子,手夸张地举过头顶,朗诵北岛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我景仰地看着他,傻子一样。厢房光线暗淡,蒙蒙的光,灰白色,塌在他清瘦的脸上

  他有很多抄录本,厚厚的,一粒一粒的字,用绢蓝色墨水写成,生长在白纸上,如稻田里幼青的禾苗。在这些抄录本里,我知道了普希金、松尾芭蕉、拜伦、莎士比亚、歌德

  每学年的学校文艺晚会,杨绍全的诗歌朗诵是保留节目。他穿一套军绿色的衣服和一双泛白的解放鞋,白衬衣的衣领翻出来,意气风发。他朗诵北岛的诗,朗诵舒婷的诗,当然也朗诵自己的诗

  “在《赣东北报》发文章了?村里还是第一个,乡里也是第一个。” 我父亲戴一副老花眼镜,对着油灯看着报纸,露出了山茶花一样的笑容,来回看了几遍,又说,“写什么呢?又没标点符号,又不连贯,啊字太多了,动不动就啊。”

  杨绍全捂住嘴巴的手抽开,拍拍我父亲肩膀,说:“叔,这是诗!诗,你知道吗?”

  我父亲嘿嘿笑起来,说:“诗,怎么不知道呢?我4岁会读《望庐山瀑布》了,李白的诗,一读就懂,你的诗,读不懂。”

  后来,村里凡是读过高小毕业的人,都看了这张报纸。村委会有这张报纸,好几份。村书记把报纸张贴在村口公告栏,装了玻璃框。杨绍全母亲在公告栏下,见了路过的人,说:“你看看,我绍全发了诗歌了。”

  读完了,他母亲扶着墙哭:“羊头啊,你走得那么早,你快活了,撇下我这孤儿寡母的”

  杨绍全写得多,一直都在四处投稿。每个星期五中午,值班室的瘸子张师傅喊:“杨绍全,有你的信。”

  小镇偏远,邮政一个星期送一次信件。二楼走廊晒太阳的同学,看着杨绍全取信,说:“杨绍全,是不是又发表诗了,记得请我们吃馒头。”食堂里的馒头5分钱一个,只供应教师,有多余的,学生才可以买。白花花冒热气的馒头,不是有钱就可以吃得上的,更何况没钱

  在《赣东北报》发一首诗,有3块钱稿费。每个月,杨绍全都能收到三两张汇款单,有3块钱,有5块钱,最多一次收过15块钱

  收一次退稿信,他熬一个通宵——写,写,写。写到自己趴在课桌上。这个“自我惩罚”,也让杨绍全几乎把时间都用于写小说、写诗歌,一本一本地写。数学老师找他谈了好几次,说是只学语文,数学跟不上,也考不上大学,诗人梦也是空的,然后还以陶渊明的例子告诫他:“哪有种田的诗人呢?陶渊明还做过县令。陶渊明种田去了,豆也种不好,儿子饿死在怀里,这是造孽。”

  就这样,在1983年杨绍全迎来了他的第一次高考落榜,数学只考了23分。他母亲把他买来的小说,引了灶膛火,全烧了

  第二年,高考落榜。数学考了21分。他母亲把他写的诗烧了,在他父亲坟前烧,一边烧一边哭。他母亲要烧他留存的报纸,他瘫坐在地,抱着报纸,说:“我不写了,我去考大学”

  第三年,高考落榜。数学考了19分。他再也不去学校了。他母亲一个多月没出家门。出家门时,鬓发全白。这个叫全枝金的女人,才40出头。杨绍全扛着打谷桶,去割稻子,撇着脚走,歪来歪去

  他母亲看着儿子这副样子,长叹一声:“你以后做什么营生呢?羊头啊,你为什么走得那么早。”

  这年暑假,我即将去县城读师范学校,成日无所事事。父母也不叫我砍柴了,我就在枣树下读书。全枝金带着她儿子,到我家里,坐了小半天也不说话

  我父亲安慰她:“再去补习一年吧,牛头不烂多灶火。”我父亲还以为她是来借学费的。杨绍全低着头,手指不断地抠膝盖上的补丁。全枝金看看我母亲,欲言又止

  “绍全是不是想找事情做啊,他是个读书人,手脚不适合种田。”我母亲看看我父亲,又说,“要读书,也早些定,过两天就开学了。”

  “这事,我哪能做主呢?”父亲有点意外,他当时在村里主事,“这村里开会定吧。当了老师,你别谢我。当不了,你也别怨我。我尽力。”

  小学在村后的山坳里,四周没有房子,也不通电,学校里有一栋二层楼房,一栋矮房子。矮房子有一间烧水房,有一间值夜房。杨绍全住进了值夜房

  我家离小学300来米,有次家里来了客人,我就去和杨绍全搭铺。他才20出头,看起来像个30岁的人,胡子拉碴。他抽烟,烟灰也不弹。烟灰落在衣襟上,落在衣袖上,白白的

  他坐在床上,靠着墙,叉开双脚,吸着烟,说:“总有一天,我要去找舒婷,找北岛,我要带上我的诗。”

  “找他们干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大诗人。请他们看看我的诗。我想知道自己的诗,到底写得怎么样。”他说完,就开始朗诵自己的诗,先是坐着的,朗诵一会儿,他站起来,在床上走来走去,打一双赤脚,在雨廊里朗诵北岛的《雨夜》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摇着一片新叶像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当灯光串起雨滴坠饰在你的肩头闪着光,又滚落在地你说,不口气如此坚决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

  我坐在房间门口,看他双手挥舞。也是雨夜,轻轻的,窸窸窣窣的雨。水光映着他的脸。我平生第一次抽了一支烟

  这一年,冬天的雪特别大。一朵盖一朵,一山盖一山。我又去搭铺。我喝了些酒,杨绍全给我讲诗,我也不理会,上床就睡着了。睡了半夜,我醒来,雪花从窗户的漏缝里吹进来,落在木桌上。油灯罩在一个白纸筒里。纸透出稀薄的光,淡淡的蔼黄色,吹进来的雪粉碎,发出荧光

  我是冻醒的,被子太薄。杨绍全披一件破旧的棉大衣,坐在桌前写东西。他的身子挡住了半个窗户,碎雪落在了他头上。我喝了一大杯热水,说:“你写什么呢?明天写不可以吗?”

  他也不应我。烟从他额前冒出来。地上都是八分钱一包的“朝花”烟头。我靠在床上,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我从桌上,拿了一本《人民文学》,翻了翻,扔回去,捂着被子,沉沉睡去。没睡一会儿,他用雪抹我脸,说:“写好了,写好了,你读读。”

  雪是一垄油菜擦去了冬夜的黑暗父亲埋在油菜里我埋在黑暗里盆地是一个将朽的果盘埋着河流和信使

  我不懂诗,但这几行诗,像雪花一样堆积在我心里。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这第一节

  第二年暑假,杨绍全去了一趟厦门,待了两天,又回来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厦门干什么。他背了一卷草席和一个帆布包,帆布包里有衣物、馒头和自己的诗稿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小镇。他坐了半天的客车,到上饶火车站。火车站到处是煤灰,站前有一伙一伙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青年,这让他害怕。他把积了一年的稿费,35块钱,套进信封,塞在解放鞋垫里

  他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在落日时分,从上饶出发。他一直记得哐当哐当的火车声。车上挤满了人,他把草席铺在座位下,抱着帆布包,睡了一夜。下火车时,已临近中午

  他买了一张“厦门地图”,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鼓浪屿渡口,坐渡船上岛。他知道诗人舒婷住在鼓浪屿,但门牌号码不知道。问了一天,也没问到诗人舒婷住哪儿。在岛上睡了一夜,又去了厦门大学

  这是他老师张爱语的母校,鲁迅也在这里工作过,这让他激动。他花了3块钱,请照相的人拍了一张照片。他穿一件白色的汗衫,汗衫上还印着周润发的头像,他站在“厦门大学”的匾额下,露出了灿烂的笑脸

  晚上在厦门大学草地,铺草席睡觉,被保安赶了出来,这让他沮丧。他又回到火车站,在候车室睡了一夜

  在小学代了两年课,杨绍全就被解聘了。乡村代课老师分两类,一类是赤脚老师,可以考师范教师班,读三年,转国家编制;一类是临时代课老师,不再聘用

  杨绍全去过几次乡政府,恳请留教,乡政府不同意。临时代课老师一年工资360块钱,年终一次性发。杨绍全对乡教办的负责人说自己只要一半的工资,也愿意在小学教书。负责人则以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打发了他

  杨绍全从乡政府回来,在我家坐到了半夜,也不愿走。我父亲也不知道说什么,反复说:“一天一块钱,也没太多值得留恋的,做手艺,一天有一块五,还包饭餐,下午有一个点心吃。”

  杨绍全像他母亲——虾公背,宽额头,粗眉毛,头发多得可以打结,除了厚唇,还厚手掌、厚脚板。厚脚板的人命苦,但走路挑担的人,却要厚脚板。可杨绍全的虾公背,却挑不了担

  学手艺的东家客气,叫他杨绍全老师。他摆摆手,说:“不要叫杨老师,叫杨伙计。”

  有人见杨绍全挑着石灰桶,拿着泥刀上工,大声叫:“杨老师,不去上课,挑石灰桶干什么?”杨绍全面红耳赤

  也有人叫:“猪唇,读了那么多书,和我们拿泥刀的人抢饭吃啊。”杨绍全把头低到裤裆里

  学徒工资,一天7毛,由师傅开。师傅见他体弱,家境过于一般,开他8毛钱一天。杨绍全学了一年半就不学了。手艺不精,只学了半把茅柴刀。村里请他做大工的人都没有

  他只会垒矮墙,粉刷石灰,夯地,打地梁,做猪圈。封墙,砌灶,架桥,他都动不了手。墙封到一人高,会塌下来

  一个邻村的包工头,在德兴铜矿包了土建工程,要请30多个石匠,5块钱一天,包住不包吃,工资10天结一次。村里的石匠大部分都去了,杨绍全挑着一担铺盖,也去了

  我一个初中同学在这个铜矿开矿车,叫了我几次,去矿里玩。寒假,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搭过路的大货车去了

  铜矿在一个山窝里,四面环山。矿部在泗洲镇,夜晚的风灌进来,梭鱼一样游动。玩了两天,也没什么好玩。我想起了杨绍全,问同学我们郑坊镇的人在哪个矿区做工,同学说在镇边上的祝家

  吃了晚饭,我一个人沿河边往祝家走。河狭窄,散发腥臭味。垂柳落得一片叶子也不剩。风冰冻了似的,凝固在皮肤上。到了祝家,见路边有一排塑料皮布搭的工棚,亮着灯。我进去,见两个人正坐在砖头上吃饭

  一个人端着铝盒的人,站起来,说:“你找我?”灯有些晃,看不清人脸,但声音听出来

  工棚里,有一个小锅,架在四块砖头上,锅里嗞嗞嗞冒着油烟气。锅里是白菜,和不多的肉片

  “你都没地方坐下,我们一起去馆子店吃个饭。” 杨绍全看看脚下,放下饭盒,对一旁工友说,“我们是邻居,我陪他找一个地方坐坐。”

  “哪能不写诗?不写诗,怎么活下去。”他说完,转身回工棚,在被窝下翻开一块砖头,拿出一卷装订好的白纸本。我熟悉这个白纸本,我十几岁就熟悉它。它是他的阴魂

  在小店门口,他掏出两块钱,说:“买一瓶高粱酒去喝,再买一包花生和榨菜。”

  他的指甲有黑黑的泥垢,他宽大的厚厚的手,第一次被我握住。他的手很暖和,似乎冒着小锅里的油烟气。我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在河边,我们来来回回走了两趟。我们说了很多话,可我没记下来。他戴一顶棉帽,身子略显佝偻。他裹在身上的大衣,我熟悉,蓑衣一样的大衣,曾遮住了半个窗户的大雪

  回到同学的宿舍,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好久。天空填满了污泥,漆黑漆黑。我仰着头看,看了好久,也没看到一颗星星

  这是新时期以来,县里召开的第一个诗会。诗会在一个单位内部招待所召开,三十多人。我是作为学校文学社代表参与其中,杨绍全也参加了,他是乡文化站推荐参会的

  会议日程安排了三天,有交流会、研讨会、朗诵会。主办单位还请了刊物编辑来讲课。讲课的编辑是个老同志,内容是批判朦胧诗,把北岛、杨炼、顾城当作一堆狗屎

  课没讲到一半,杨绍全把编辑的桌子掀翻了,跺着脚,说:“你知道什么叫诗歌吗?你知道北岛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我想用泥刀把你剁死。”

  他被主办单位轰出了会场,我送他去汽车站。这是他第一次来县城,毛喳喳的头发窝成一团

  一路上,他反复问我:“这些都是写诗的?写《村妇》《山里人家》《家乡的小溪》,听他们朗诵,我都想吐出来。”

  到了车站,我送一本《五人诗选》和两本厚硬皮抄给他,说:“好好写诗吧,也好好生活。”

  车驶出车站,我还站在路口。中巴车摇摇晃晃,穿过十字路口,穿过丘陵间的甘蔗地,灰尘高高扬起。我一时无措,不知是回学校,还是继续去诗会。夕阳坠下地平线,余晖斜长,稀稀寥寥的街道,风扫来扫去

  1995年,我调往上饶市工作之后的第二年,杨绍全来我这里玩过一次。他坐了50多公里的班车,在沙石公路上,颠簸了3个小时,特意来找我

  我单位宿舍在僻远的郊区。当时我刚从广州回来,在填写报销单。门房的师傅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叫杨绍全的人找我

  我接他上来,在客厅,他拘谨地坐着,皮鞋头有些开裂,穿一件猩红色的夹克。我们坐了一会儿,带他去“知青农庄”吃饭。他说他想看看诗歌刊物,好多年没看过诗歌刊物了,一直在外地做工,订了刊物也收不到。我便和他说,待会儿回我宿舍去拿,带一些回去

  我们在宿舍,聊了半夜,喝了半箱鹰牌听装啤酒。第二天,我用蛇皮袋装了两大袋刊物给他。我每年订二十几种国内知名刊物, 每天至少看三个小时杂志才睡觉。桌上、床上、书架上和卫生间的洗手池上,到处堆着杂志

  年终,他结婚了。他老婆是涧坞人,离我们镇不远。据母亲说,他之前相过很多亲,都没成。没人看得上他,还闹过相亲的笑话

  村里有一个叫“四只脚”的姑娘,肥肥胖胖,嘴巴裂开,轻微弱智。杨绍全妈妈全枝金动了心思,想让我母亲替她去说亲

  我母亲说:“你找别人去说,我不会说,你儿子一不傻二不痴,有灶就有锅配,你怕什么?”

  后来,全枝金听说涧坞有一个职业媒婆,叫凤妈,没有她谈不合拢的婚事,方圆十里,姑娘后生,也没有她不熟的。全枝金托凤妈多次,给儿说个媳妇,然而说了两年多,凤妈也没说合上

  最后,凤妈对全枝金说:“你儿子长得糙了一些,脾气倔,但人厚道勤快,这样吧,我二女儿没出嫁,把二女儿许给你儿子吧。”

  镇边上,有一个营房,管理和储藏粮油。营房注重文化建设,一直想找适合的人,负责出黑板报宣传栏、写单位材料,可一直没找到,镇里的宣传干事就推荐了杨绍全。一个月600块钱,加一个夜班10块钱,加一个白班30块钱,双休,享受节日福利

  杨绍全很满意这份工作,做事格外用心。每天骑一辆自行车,15分钟到营房。他开始戴帽子。一年四季戴,夏天戴太阳帽,冬天戴呢子帽。黑呢子帽没有帽檐,中间一个圆蕾,看起来像一个下山道士

  杨绍全在营房有一间办公室,和仓库的门房相连。工作也不是很忙,没事的时候,就躲在办公室写诗

  没过几年,杨绍全有了一双儿女。儿子叫杨少仑,女儿叫杨美仑。杨绍全去哪儿都背着儿子,儿子吊在父亲肩膀上,像一条吊虫,村里人就叫少仑“吊虫”

  蓝英是个舍得吃苦的人,和杨绍全一起下地种田。也是一个强悍的人,做房子、挑砖挑沙,她也一起干。一担砖40块,她从一楼挑上二楼,半天挑35趟,挑完了再做饭。杨绍全一担砖也是40块,挑一担得歇半支烟功夫。蓝英也不责怪他。他文弱,只有这个体力

  杨绍全家的房子建在柿子树侧边。柿子树高大,遮掩了半个菜园地。树前有一条小溪,小溪有石桥。石桥前,有一个丁字路口,是乡邻爱聚集的地方

  蓝英把一层楼房盘出来,开了一家器物店,卖酒缸、扫把、凳子、家用刀具、碗盘盏碟等,余房开了个麻将房

  买东西的人少,玩麻将的人多。玩一场麻将2块钱。麻将房夏天有电风扇,冬天有火盆,还供应热茶。四张麻将机,一般都是坐满的,麻将子啪啪响,很闹人

  杨绍全讨厌麻将。他对蓝英说:“开个杂货铺算了,开什么麻将馆呢,吵得我不安心。”

  蓝英说:“你就想写你那个全村没一个人看的诗,别人写一副对联,还可以赚一碗猪肝面吃;写结婚联,可以赚两包烟;风水先生选一个吉日,还收两瓶酒你写这么多年,我看你也没换上两斤面条,你就不想晚上守场子,做房子还欠了好几千,这样不赚那样不赚,你用什么还钱,还不了钱,大年三十桌上的猪头,都要被人端走。”

  杨绍全拿起一根木棍,有些心虚,又有点不甘示弱:“我要把麻将桌砸了,钱欠了,可以慢慢还,这个麻将响起来,我脑壳都疼。”

  杨绍全看着白晃晃的菜刀,软了下来,说:“为了多赚几块钱,你还真敢要老公的手。”

  那以后,蓝英管白天,杨绍全管晚上。夜场一般在11点便散了场。也有输钱不愿走的人,说最后打4圈,打了4圈,又说再来最后4圈

  杨绍全拖一双棉布拖鞋,提一个开水瓶去给打麻将的人冲茶。开水瓶有3个,要不了一个小时冲完。冲完了,杨绍全有时也忘记烧水,摸着一本书,看得眼睛发直

  又有人喊:“杨绍全,冲一下开水。”杨绍全拎拎开水瓶,轻轻的。他打开煤球炉,烧水。煤炉一下子旺不上来,杨绍全被客人奚落:“你看书就赚得到饭吃,谁还会去太阳底下种田啊?你看了几十年也没看出个名堂,你追赶40来岁的人了,还没想清这个问题啊。”

  被客人奚落了几次,蓝英就要烧他的书。灶是柴火灶,书纸发灶膛,呼呼点燃起来,纸焰舔着木片,灶膛一会儿就红起来。一本书发一次灶膛

  杨绍全看着老婆撕书,一页一页撕,也不敢发作。书撕起来,发出沙嘚沙嘚的声响

  这年春节,杨绍全来我家,和我父亲喝了一餐酒。有天,他又拎了一个大布袋来,布袋里有3个档案袋,一个档案袋装了6本誊写工整的手抄本。翻开看,是他自己定稿的诗集

  他把我拉进房间,说:“这几本诗稿,我藏在破棉絮里,蓝英没找出来,总有一天,她会找出来把诗稿烧了。你得替我好好保管。诗稿有一股霉气,可能是窝在破棉絮里太久了。”

  他躺在躺椅上,盖一条小毛毯,听着麻将声,架起脚看电视。再好看的电视,他也看不了两集,闭着眼睛打瞌睡,歪着头,翻出厚厚的嘴唇。嘴唇不再是红红的,而是红白相间

  待儿子吊虫上学后,杨绍全把他叫到身边,说:“我现在教你写诗,写诗是老师教不了的,你以后做一个大诗人。”

  蓝英一把拉过吊虫,说:“千万别学你爸,写诗写到30岁还找不到老婆,你就是以后打流,也别去写什么诗,你就是去做一个讨饭佬,也别去做一个大诗人,我不能让你被你爸祸害了。” 惹得麻将客们一阵哄笑

  闲下来的杨绍全,除了守麻将馆,有更多时间下地干活,他头上顶一个粗篾青编的粪筐。他用粪筐当太阳帽,或当斗笠。粪筐可以装猪粪牛粪,也可以装草料白菜萝卜脏衣服。没东西装时,回来的路上可以捡干树枝捡烂铁

  粪筐大,身子小,人就显得变形。他手上握一把草刀,走路一摇一摇,粪筐一晃一晃。他是村里唯一顶粪筐的人

  2005年4月,县里请诗人舒婷来讲学。清明我回家扫墓,去杨绍全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正在打王炸,掰着扑克牌,皱着鼻子,香烟熏得他半眯着眼睛

  柿子树离我家有一里多路,黑灯瞎火。我抬头看看天,星星不断爆出天幕,星星也不断隐于消无。水色的天光,有些荡漾。饶北河的风幽凉

  后来,听说杨绍全的儿子吊虫2012年初中毕业后,在家混了一阵,便去了温州的地下赌场,跟着同村一个叫捞梨仔的人混场子,也真是应了他母亲当年的线年正月,我建新房,清理物件时,无意翻出杨绍全藏在我木箱子的三个档案袋。杨绍全的手抄诗集,有些霉变的气味。他黑色碳素的笔迹,在纸上,像一张模糊的脸。我叫侄子打电话给杨绍全,叫他来我这里。他骑一辆旧电瓶车,突突突,一下子就到了

  “你保管得这么好啊。我都忘记了。我留它干什么?你用它发灶膛吧,很好烧,一下就烧没了。”

  他发了一支烟给我,拍拍身上的烟灰,档案袋也没接,说,“正月,客人多,店里忙,我先走。” 突突突,骑电瓶车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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